早在18岁时，他就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草婴。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株生命力坚韧的小草，背负着精神前行。他说：“我觉得自己很平凡很渺小，好像一棵小草，火烧也好，被人踩也好，但我不会随便屈服，有了条件我还是会重新长出来。
成都翻译公司 十五岁买《鲁迅全集》萌生要当
翻译家
成都翻译公司 草婴走上文学翻译这条路，最初是受了谁的影响呢?
成都翻译公司 抗战初期，国内首次出版《鲁迅全集》。15岁的草婴(当时还叫盛峻峰)，省下父母给的零花钱，订了一套。拿到书后，他如饥似渴地捧读，视之为“最重要的生活教科书”。他发现，无论涉及哪一领域，鲁迅的主导思想都是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改变中国人的命运。比如翻译，就是借“他山之石”来鼓起中国民众反封建的勇气，使知识分子扩大眼界，提升全民素质。当翻译家的愿望，便是在那时候埋下的。
成都翻译公司 整个中学时代，盛峻峰都当班长。他的自行车是一个小小的流动图书馆，他读过的《鲁迅全集》以及茅盾、巴金小说等，会源源不断地在同学中间传阅，教室里热血激荡，一些同学甚至在班长的影响下学俄文、走向革命。校方要求学生穿高级毛料的西式校服，班长带头抵制。初中部主任Newsam问原因，他答：“校服料子是日本货，我们不愿买!”于是，全班50名学生始终得以穿蓝布大褂。
成都翻译公司 少年为国家的前途忧虑着，象征进步的苏联文学吸引了他。他决心学俄文。他在报上看到一条教俄文的小广告，就寻上门去。登广告的俄侨家庭妇女对他说：“一块钱一个钟头，你要学多少次?”父亲每月给5个银元零花，他每星期只能学一次。家庭妇女没有任何教书经验，拿了当时唯一的教科书《俄文津梁》念一句，让他跟着念，连字母都没教。充数的启蒙老师怎会想到，有一天，眼前的小孩会把她祖国大作家托尔斯泰所有的小说
翻成中文!
成都翻译公司 直到一年多以后，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领导姜椿芳。27岁的姜椿芳俄文功底很好，已经有一些
翻译实践。听说有个中学生课余时间勤读俄文，就约他定期在一位地下党同志家里帮助他。
成都博雅翻译社 成都翻译公司 1941年6月，希特勒军队入侵（前）苏联。姜椿芳代表地下党与塔斯社上海分社密商，在上海创办一份中文刊物，及时报道（前）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况。8月，中文《时代》周刊创刊。当时上海懂俄文的人很少，他在每天晚上和周末的课余时间参与译稿，“草婴”即是那年诞生的。后来又有《苏联文艺》月刊，他也是得力
翻译。到1945年，他进入塔斯社上海分社，成了专业的
翻译工作者，一直到上海解放。
在塔斯社上海分社的几年，语言环境使草婴的俄文突飞猛进。新中国成立后，有苏联代表团到访，他为西蒙诺夫等大家当过
翻译。
成都博雅翻译社 知识分子的良知有五要素
成都博雅翻译社 草婴长相温和，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其实，在他的骨子里，天生着一些硬气的东西。
1955年，苏联发表了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他很快
翻译过来，在《世界文学》上分两期连载。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读了，认为这篇小说“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号召全国青年团员向女主角娜斯佳学习。于是，小说先在发行300万份的《中国青年》杂志上连续两期转载，再印单行本，第一版就发行124万册，一举打破翻译小说印数纪录。
成都博雅翻译社 “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也正是草婴选择“娜斯佳”的理由。“我凭什么能够坚持自己的工作?凭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在致同行、好友高莽的一封信中，他谈到自己对知识分子良知的长期思考，包括5个要素：一要有心，做人做事都要凭良心，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做得出来；二要有头脑，对任何事情任何问题独立思考、分析、判断，不人云亦云；三要有眼睛，自己观察社会，观察人民的生活，随时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四要有脊梁骨，人活在世上总要挺直脊梁，不能见到权贵、受到压迫就弯腰曲背，遇到大风就摇摆；五要有胆，胆就是勇气，人如果没有胆，往往什么话也不敢说，什么事也不敢做，遇到可怕的情况或者巨大的压力就会退却。
成都博雅翻译社 这些分量很重的话，草婴却说得不温不火，“不光是翻译工作者，凡从事文艺事业的人，都必须时刻关心社会普通人的生活，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文艺应该反映这些。不论在何种情况下，这样的一种人道主义关怀，对我而言是不会泯灭的。”
追溯起来，人道主义关怀的启蒙老师，是他的父亲。草婴上小学时，经常跟着身为宁波铁路医院院长的父亲出诊，亲眼目睹父亲对贫苦的铁路工人细心呵护，免费诊治，幼小的心深受熏陶……
成都博雅翻译社 他说：“我整个思想的主线，就是爱国，就是人道主义精神。”因此，做了一辈子的文学翻译，他主要介绍两个人：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在极“左”思潮下的（前）苏联，肖洛霍夫敢于用作品和言论来宣扬人道主义思想，并且不回避矛盾，毫无顾虑地反映真实生活，这在当年是唯一的。而被巴金称为“19世纪世界的良心”的托尔斯泰，其作品的全部精髓不就是人道主义吗?
没有职称、工资，只有每天千字
在上海作家协会，草婴是以稿费为生的。他掰着手指数过来：“巴金、傅雷、满涛……50年代，像我一样不拿工资的作家、翻译家，不到10个吧!”
生活的清贫可想而知。然而，更难以忍受的是从精神到肉体的痛苦。
草婴满怀感动
翻译的《一个人的遭遇》，竟给他的人生带来悲惨的遭遇。迫害接踵而至，家人也受到牵连。1969年夏天，草婴在农村割水稻，高强度的劳动使他的胃大出血，5天5夜滴水不进，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1975年，体重不到百斤的他去扛百斤重的水泥包，胸椎骨被生生压断。他忍受着剧痛在硬木板上躺了一年，等待断骨自行愈合……
在身心备受摧残的时候，草婴把目光投向了列夫·托尔斯泰，他决定翻译这位俄罗斯伟大作家的全部小说。
那一年，草婴55岁。“我已不那么年轻，可以随便地浪费时光；我也还没有那么老，可以平静地等待死亡。”他估计，译完托翁小说全集大致要用20年的时间。他借用一句外国谚语——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了一个篮子里，来表达当时的心情；中国话叫做“孤注一掷”。
他又过上了标准的
翻译家生活：上午7点锻炼身体，8点到12点雷打不动坐在书房里，平均每天翻译一千字，任何人不得打扰；正午出来吃饭，午睡；下午2点到4点再工作，然后出门散步、逛书店……
常有人问起：做
翻译家，首要的条件是什么?他的回答极简洁：“甘于寂寞。”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几本外语书、几部词典、几张稿纸、一支笔，不是过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年两年，而是终身!他一直耿耿于怀“已经耽搁10多年时间，不能再停止翻译了”。外界的会议、应酬、游山玩水甚至出国访问，他尽量避开。人生苦短，必须只争朝夕了。
草婴刚回归翻译生涯时，市委宣传部领导曾希望他出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总编辑。一边是事业，一边是权力，换了别人，或许会觉得难以取舍。可他想都没想，就婉言谢绝了。看到许多同行、朋友由于分心而离最初的目标越来越远，他太明白心无旁骛的道理了。
1985年访苏，草婴特意去瞻仰了托尔斯泰的庄园。祖传的380公顷大庄园，有大宅子，有小河，有草地，环境非常优美。他仿佛看到作家的外祖父在园子里，一边散步一边听音乐。这样的财富，托尔斯泰一辈子也受用不尽啊，可这位贵族少爷却放弃了生活享乐，去追求人性的关怀，投身于文学道路……回国后，再提起译笔，他更有感觉了。
两年后，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
文学翻译大会上，草婴被授予“高尔基文学奖”。俄罗斯人这样评价“草婴”这个熟悉的名字：“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2006年夏天，草婴又在上海俄罗斯领事馆接受一项荣誉——高尔基金质勋章。这是近一个世纪中俄文化交流以来，俄方专门为中国作家新设的最高荣誉。俄研究中国的专家说：“全世界只有草婴一个人把托尔斯泰的小说全部
翻译完。”
在国外受到那么高的荣誉，在里面却被质疑不是“教授”。有学者为评职称来找“比教授更教授”的草婴，请他推荐。可对方单位的人事干部却说，两名推荐人必须都是教授。
翻译家倒是被聘去大学讲过课，还当过出版局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偏偏没有职称。人家要他填个表，写上某某大学客座教授之类，他“艮脾气”上来了，“不填，随便你们去说!”
成都博雅翻译社 夕阳下的读书生活
晚年草婴不再
翻译“大部头”了，他在家享受宁静的生活。在美国当电机工程师的儿子，每年都回来探亲；画家女儿则奔波于世界各地搞创作，顺道也常回家看看。
访书、买书、读书，仍是生活的主旋律。每个星期，他都要由夫人陪着逛一次书店，淮海路上的新华书店、三联书店，港汇广场楼上的书店，“龙之梦”里的龙强书店，都是他们熟悉的；地铁站下的季风书园，现在去不动了。
成都博雅翻译社 二老喜滋滋地搬出一堆新买的书：杨绛的《走到人生边上》、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季羡林的《病榻杂记》、钱文忠的《玄奘西游记》，还有黄永玉、朱德群、吴冠中、陈丹青们的书……家里的书橱还在不断扩容，衣橱被蚕食得差不多了。
成都博雅翻译社 看到书店里充斥着外国文学名著“缩写本”，翻译家心情沉重。当年，他总是把原著读了又读，直到吃透了才动手，译出第一稿还要反复读，然后给编辑修改，校样出来后再通读……400多万字、12卷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译稿，不知读了多少遍、改了多少遍。他把生命融进去了，以至于读者分不清托尔斯泰和草婴了。“像我们这样的译者，现在是无法生存的。”草婴苦笑。
成都博雅翻译社 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第一版印4000套，不见宣传；最近出了平装本，书店里基本上没有，读者买不到只能写信来求助。还有虔诚的读者，看到央视“大家”节目拍草婴散步到普希金铜像边，就天天候在那里，未遇，写信至翻译家协会，这才与草婴联系上。
成都博雅翻译社 摘自《文化人生》 潘真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