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译学界在中西翻译史的编撰方面应该说已经取得不少成果，如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陈玉刚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等，都很引人注目。只是自第一本中国翻译史和第一本西方翻译史问世以来，中西翻译史的编写，包括课程的开设，一直都各行其道，互不搭界，似乎中国翻译史和西方翻译史是性质迥异、无法相互沟通的两回事。

    有没有可能把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把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予以审视、考察，从而进行整体性的阐述呢？自接受了《中西翻译简史》的编撰任务以后，我就带领着我的博士生团队，一直在努力探索和尝试把中西翻译发展史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共性的文化交际行为，一个与译入语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诗学观念都有着密切关系的文化交往行为，整合在一起，以探索其共同的发展规律，同时又把它们作为两个各具特色、各自独立发展的操不同语言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予以互相观照，互证互识。

    事实上，当我们把中西翻译活动的发展轨迹及其译学观念的演变过程放在一起予以审视、考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发现两者之间不乏共同之处。

    首先，两者(指笔译)的滥觞及大规模的展开都与宗教文献的翻译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西方是《圣经》的翻译，中国是佛经的翻译。这一共性也正是主宰中西翻译界几千年之久的“原文至上”、“忠实原文”等翻译观的由来。回顾历史，我们不难想见，当中国和西方古代的译者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圣经》和佛经文献的翻译中去时，他们绝对都是怀着非常虔诚心情把原文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上，然后对着原文字斟句酌，逐行推敲，惟恐在翻译时稍有不慎而影响忠实地传递原文的思想，从而亵渎了上帝的旨意、佛祖的教诲。梳理两千多年的中西翻译史，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翻译观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后来对文学名著的翻译，对社科经典的翻译。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职业翻译时代的来临，翻译的对象由原先的以宗教文献、文学名著、社科经典为主要翻译对象演进到了以经济、科技、媒体、商业、娱乐等非文学性质的实用文献为主要翻译对象以后，这种翻译观才遭到了挑战，并引发了译学研究者们的反思。不过尽管如此，这种翻译观至今还是大有市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传统的翻译观目前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

    其次，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在传播知识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我们把中西方翻译在传播知识方面的贡献放在一起进行考察时，这种作用也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在西方，如所周知，继巴格达翻译中心之后的西班牙托莱多“翻译院”的翻译活动，他们通过把阿拉伯人翻译的古希腊、罗马的自然科学著作、哲学、神学等古典典籍以及阿拉伯人自己的学术著作翻译成拉丁文，为西方世界提供了学习的源泉。正是通过阿拉伯人翻译的希腊罗马古典典籍，西方人才开始接触到了大量的古典文化，从而推动了自己的文艺复兴，也推动了西方封建社会在11世纪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而对于中国来说，明清时期的科技翻译在传播西方的科技文献、促进中国的科技进步方面，同样也是居功至伟的。正是通过这一时期的翻译，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学、甚至兵器制造技术等方面的著作被大批引入中国，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发展。

    再次，翻译对各国民族语言的确立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在西方和中国也都不乏明显的共同点。西方翻译史上，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对德语语言的统一和发展、对确立现代德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圣经》的英文翻译也同样对丰富英语的词汇、表现手段等，促进英语朝现代英语的发展，贡献卓著。至于中国，佛经翻译对丰富汉语词汇所起的作用、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翻译对我国现代白话文的确立和发展所起的作用，等等，也都是众所周知、毋庸赘言的。

    最后，无论中西，翻译在传递外来的社会文化价值观方面也同样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西方，譬如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初以及在此时期之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发掘、传播和发扬，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古代希腊、罗马的经典文献的翻译，得益于欧洲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作品、社科经典文献的翻译和出版。在中国，清末民初严复等人对《天演论》等西方社科名著的翻译，让国人认识了进化论等西方先进思想，而同时期开始的大规模的文学翻译则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国家的文学观念，至于五四前后起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那就更是从根本上刷新了国人的世界观，并最终导致国家社会制度的改变，其功用以“惊天动地”形容之，都不为过。

    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也非常清楚，中西方翻译史的发展又有其各自独特的表现，并不完全相同。

    首先，由于宗教在中西两地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在西方，宗教有着严密的组织，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甚至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西方圣经翻译的影响与佛经翻译在中国的影响就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国，佛教尽管也曾经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奉和支持，但它从来也不曾成为一种全民的宗教行为，它永远也不可能凌驾于皇权之上。

    其次，由于中西两地的民族特性差异，中华民族比较务实，而西方民族崇尚思辨，这使得两地翻译理论的发展路径也有所不同:西方翻译理论较早就出现了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思想、洪堡的语言哲学思想，以及本雅明的解构翻译思想，而中国的翻译理论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停留在实践经验感悟的层面，这也就是为什么发展到当代翻译研究后，两者在理论趋向上的分叉会越来越大的原因。

    把中西翻译史两条表面上看似互不相干的发展脉络组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予以分析和描述，对中西翻译史的发展阶段根据其特定时代的主流翻译对象进行新的阶段划分，并由此探讨和揭示中西翻译观念演变的内在规律，这些都属于中西翻译史编写领域比较新的探索和尝试，肯定存在诸多不成熟、不周全甚至谬误之处，在此我们恳切希望相关专家学者和师生、以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西翻译简史》 谢天振等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