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能够直接阅读外文原著的，还限于少数人，通过译作阅读外国文学名著还是大多数读者的惟一途径。而在当前出版市场表面繁荣实则浮华的情况下，由于很多出版社纷纷推出名著系列，译者水平参差不齐，对于名著译本的选择实在是一件需要瞪大眼睛甄别的事情。让人痛惜的是，许多读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对于钟情外国文学的读者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天大的遗憾。 　 从严格意义上讲，真正的经典是无法翻译的。而一部名著的流传则得益于有了一个好译本。在这里，译本起的是一种相当关键的推介作用，就像西汉宫廷画师毛延寿对后宫美女的描摹一样。对于翻译，被尊为“译者的榜样”的傅雷有一句妙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而钱钟书先生则把好的译作比喻为“原著的投胎转世”。相比之下，如果译者只是理解了原著中外文字所对应的中文意思，而对名著本身所包含的深刻和完美不能体悟，那他翻译过来的作品，顶多只是名著的“体”，却并不能传递名著的“神”，只能是和名著同名的赝品。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的作品既是原作者的作品，同时也是译者的作品。因此，规范的外国文学译著，其署名，译者的名字当和作者的名字并列，而现在市场上流行的不少译著的封面上居然没有译者的名字，这对译者来说，是一种权利的侵害。 　 在我国，外国文学的最早推介者大多是实力雄厚的作家和学者，比如《茶花女》的最早翻译者是林纾，果戈理的《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的译者是柔石。再往后，屠格涅夫《初恋》的最早翻译者是巴金，《瓦尔登湖》的译者是徐迟，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在我国已有好几个译本，但堪称经典的当是作家李健吾的译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译者是傅雷，除了他，还有谁能同时兼备对音乐和文学等领域集大成的造诣？ 　 在出版界，名著重译一直存在着。著名学者冯亦代先生就曾表述过这样的观点：“我是个不拒绝重译的人”，“如果严肃对待重译，则可以提高翻译的质量，以至于最终出现‘定本’也并非不可能”。 　 但眼下的图书市场，重译可谓遍地开花，是否严肃却有待人们评价与审视。这几年，名著的面孔一直变幻不停，这其中，除了书的装帧外，最关键的是译者的名字如流星飞转，变幻不停。据出版界的人士透露，由于名著有长远的需求，有的出版社就临时找来一些外语系的学生，制作一些速成品。作为一个读者，我对无处不在、躲闪不及的盗版一向痛恨，但这种赝品同样可恨。因为盗版可能出现一些错别字，但赝品的危害在于，由于译者水平的低劣，博大精深的文学经典变成了毫无趣味的平庸之作。 　 试想，如果一个读者怀着高山仰止的心情买回去的名著，竟是一些叙述粗糙的赝品，是“李鬼”，那它的恶劣影响就不只在于亵渎了名著本身，更可怕的，它伤害的可能是一批读者，他们可能就此从名著身旁转身离去。 　 如何在眼下鱼龙混杂的出版市场，选购到真正的文学名著经典，几位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建议是：一，买正规出版社的版本；二，假如你对外国文学还了解不多，那么，以下几位被业界认可的译者的名字可供你选择：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译者草婴，《复活》的译者汝龙。莫泊桑等法国文学作品的译者有赵少侯、郝运、王振孙、郑永慧。契诃夫的作品的译者汝龙，《简·爱》的译者吴钧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