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抽象、普遍意义上的“翻译”，而只有具体的“对译”。 再伟大的外语天才，也只能翻译几种到十几种文字，而且也许在这几种到十几种文字中，却无法进行真正的对译。一位最伟大的古典文学翻译专家，在翻译现代文学时也可能“栽”在那里。同样，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对从自己精通的外语翻译过来的作品气愤得想撞墙的人，在谈到从自己不懂的一门外语译过来的文字时，不知不觉会“入其彀中”，被也许与原文离题万里的流畅故事和华丽文字所吸引。 我曾经提出，翻译工作好比是版画家的工作，既是一门相对独立的门类，又依赖于某种“原作”。现在，在现代社会越来越机器化的大前提下，我想更强调一点：翻译是一门手工艺。真正的翻译是无法盗版或盗去也没有用的，它盗的只能是经过某个人的手工工作之后的版本。翻译注定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媒介。 然而那取经的手工艺匠，有的会认为自己直接见到了真神，是真神话语的真正理解者与诠释者。所以，他就会抱有一种神秘主义的观点，仿佛他作为媒介是透明的，是可以直接穿过、导电的，仿佛他是一个“灵媒”。这样的翻译态度在我们二十世纪的翻译史上是不少见的。 最能体现这种神秘主义翻译观的人之一是梁宗岱。他翻译法国大诗人瓦雷里的《水仙辞》与《水仙的断片》，凄美动人，文字华美、清丽，卞之琳读后认为第一次感到了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妙处。梁氏以波德莱尔译爱伦·坡、奈瓦尔译歌德的精神，将他体会的瓦雷里“直译”过来，认为他真正体会了其中精髓。然而细细对照原文，大异其趣之处，比比皆是。那是因为，神秘主义的翻译观忽视了一点：自己也许可以是灵媒，但自己使用的语言，以及原作的语言，却无法变得透明，有着自己的质感与肌理。 基于以上想法，我觉得，翻译问题如果有的话，那就首先是一个态度问题。翻译上的论争都来自那些翻译态度不同的人。既要把翻译从形而上的“圣书”翻译观中解脱出来，又要有高于机械的翻译观——因为它会把译者降为机器，从而忘了它是一种手工艺，是需要有一位工匠作为人去投入的。对译者而言，不要老想着去译名著，那样只能是一种从下向上看的态度，不知不觉成为某种“代言人”；也不去做什么都可以拿来便译的“翻译机器”，而是去译一些可以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创作的东西：译那些可以与之平视的人的作品。不是一定要翻译过莎士比亚或乔伊斯或巴尔扎克才是翻译家。更不必为了成为翻译家才去翻译。翻译一些自己喜爱、对路的作品，既去体现它们的价值，也同时实现自己真正的价值。既不高攀，也不低就。这样便既放得开，又能检验自己的真实水平。这样翻译出来的作品质量也高。 （董强） 《人民日报》 2005年0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