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建国到1958年，周恩来总理一直兼任外交部长，随后也一直主持外事工作。他与翻译人员的接触十分频繁，对翻译人员的感情特别深厚。 　　周总理对翻译严格要求、尊重爱护、关怀备至。1962年到1971年间，我在国内从事口译和笔译工作，虽然直接给周总理当口译的次数并不多，但通过陪同周总理出访亚非十四国和接待国宾等外事活动，通过参与各种政治会谈的记录和笔译工作，以及重大外交文件翻译的请示过程，我有机会亲耳聆听和亲身体验到总理对外事翻译工作的一些具体指示和要求，有的足以成为我们外事翻译工作的指导原则。 　　一个词的译法 　　常由总理亲自敲定 　　大家知道，周总理对待外交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翻译工作也同样要求十分严格。周总理自己不能完全用外文表达，但能听懂几种外文，尤其是英文。外宾讲完后，他对其大体意思已有了一个概念，然后便仔细地、一字一句地听翻译。他的要求首先是“准确完整”。他自己的发言思路清晰、逻辑性强、语句结构严谨，几乎是出口成章。每次讲话记录下来，无须多加整理，便是一篇易读的文章。他了解翻译的困难，每段讲话一般不太长。在外事活动中，讲话人一般都是利用翻译的时间思考下一句或下一段的讲话。周总理却与众不同，每讲完一段话后，他便注意倾听翻译如何表达他讲的话。他能对翻译起到很好的检查作用，一旦发现有错漏，便当场予以纠正。总理并不要求翻译使用高深华丽的词汇，只要求语言通顺易懂，但对于 “准确完整”却是一丝不苟的。尤其是对关键用语，要求特别严格。有时，他对某一关键用语的译法提出异议，要求翻译改用另一个词来表达。翻译有时提出好几种选择，由总理来判定使用哪个词比较合适。 　　在笔译一些重大对外声明或文件时，我们常遇到一些关键的重要用语，对其政治含义和分寸掌握不住，究竟在外文中应该用哪个字来表达最贴切，我们往往没有把握。为此，我们常常通过秘书直接请示周总理。往往在午夜或拂晓前，我们就会从总理秘书的电话里接到总理的指示，使文件得以最后定稿，确保了文件的政治质量。 　　周总理对翻译的某些指示，见解精辟。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显示其意义的深远。例如，围绕着“毛泽东思想”在英文中如何表达曾有过一些争论。在“文革”时期，大多数人主张译为“MaoTsetung’sThought”。周总理认为不妥，他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译为“MaoTsetungThought”为好。这就是我们现在将毛泽东思想译为“MaoZedong( 改为汉语拼音)Thought”的依据。 　　不能只注意语言文字的表达 　　大家知道，周总理对外事干部的十六字要求是：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对于翻译，周总理一再强调，翻译一定要结合外交业务，了解政策，熟悉情况。他具体指出，翻译应该学习起草电报，写发言稿，参加会谈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如情况研究、政策议论等。他认为，翻译人员处在外事工作的第一线，最易了解和熟悉对方的情况。同时翻译必须熟悉我方自己的政策意图，了解所谈问题的背景和来龙去脉，不仅了解一件事情的现状，而且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双方的不同立场和分歧的关键所在，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哪几种，最高方案是什么，最低方案又是什么。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抓不住要害，划不清双方立场的界线，乃至造成政治上的失误。他主张放宽限制，让翻译阅读有关的文电和资料。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翻译同志无不兢兢业业，在承担翻译任务前仔细阅读有关材料，进行认真准备，决不敢掉以轻心、草率从事。 　　周总理十分强调扩大知识面。他常对翻译说，翻译不能只注意语言文字的表达，一定要扩大各方面的知识。1962 年，我第一次尝试着给总理当翻译，刚开始还算顺利，但当总理向外宾介绍赵朴初先生是一位“居士”时，我就翻不出来了。于是，总理专门解释了“居士”的含义，并嘱我回去研究应该如何翻译。原来，“居士”是指僧人以外的、在家而不出家的佛教信徒，应译成“layman”或“secularBuddhist”。事后，总理向有关领导谈了对翻译人员的一点意见，指出翻译除提高语言水平外，一定要扩大知识面。为此，有关领导写了一篇简报，通报全体人员。有一个时期，总理在与外宾谈话中经常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教训。他常考问翻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何时开始的，“苏台德地区”、“绥靖主义”、“闪电战”、“马其诺防线”等的外文是什么……为此，我们专门收编了有关二战的词汇，供翻译熟悉牢记。 　　翻译也是我国的外交人员 　　大家知道，在国际上翻译是一种自由职业，尽管薪金很高，但社会地位却不一定高。他们一般是雇员，既不是外交人员，也不是政府代表，往往是根据合同(多为短期合同)履行职务。会谈时，翻译坐在后排，有的连坐位也没有。宴会上，翻译不入席，他们既不是东道国的主人，也不是被邀请的来宾。多数人连饭也吃不上，水也喝不上，有的甚至要站在主人坐位的后面，像招待员一样随时侍奉。 　　在我国，外事翻译人员的地位大不相同，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外交人员，也是政府代表之一。会谈时，翻译坐在紧靠我国领导人的左边，受到与其他主人或宾客同等的待遇。这样的传统与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和指示是分不开的。周总理接见外宾时，一贯强调翻译坐在紧靠他的席位上，甚至反对把翻译安排在正式席位后面的加席上。他要求翻译注意观察他的表情和手势，以领会他讲话的精神。宴会上，总理不仅让翻译坐在他的旁边，而且讲话有间歇，以便让翻译能抽时间吃饱喝足。出国访问时，东道国往往根据自己的惯例不给翻译准备席位，周总理则专门指示礼宾司长俞沛文同对方交涉，要求对方尊重中国的习惯，在会谈和宴会中安排翻译坐在他的旁边。在周总理的坚持下，许多国家都破例为中国翻译安排了坐席。例如，1964年初，总理访问埃塞俄比亚，在厄立特里亚(当时作为自治体与埃塞俄比亚结为联邦)的阿斯马拉会见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埃皇在阿斯马拉为周总理一行举行宴会。埃方出席的全是皇室人员，当时作为翻译的冀朝铸和我也出席了宴会。冀朝铸坐在周总理的身边，我坐在陈毅副总理的身边。这样做在作为帝国的埃塞俄比亚是破例的。 　　有时，总理接见外宾后请大家吃便餐，除了主要翻译参加外，他还关照其他翻译甚至记录人员一起就餐。与外宾合影时，他也一定要让翻译参加。有一个时期，在发表会见消息时，总理还曾要求新华社记者把翻译的姓名也列上。 　　周总理一方面对翻译要求十分严格，一方面平等地将翻译当作同志看待。在会谈过程中，总理经常与翻译商讨对策，要求翻译出主意、当参谋。为了与对方达成联合公报，往往先由对方提出一项公报草稿，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我们总是尽量采纳对方的原稿，只对其中某些部分作必要的修正。为了提出对案，总理常要求秘书和翻译进行研究，拟出各种措辞，供他参考采用。例如，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基辛格提出在“上海公报”上列入那句名言“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为此总理曾在午夜与翻译和秘书等一起进行商讨，究其内涵，酌其利弊。因此，在总理面前，翻译人员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工作起来会自觉地产生一种高度的责任感。 　　究竟谁是总理、谁是随行人员？ 　　在接见外宾时，总理每次都提前到达接待地点，在外宾到达前的间歇时间里，听取陪见人员(包括翻译)的汇报，也与他们交谈情况。在出国访问下塌于国宾馆时，总理与警卫、秘书、翻译等工作人员一起进餐，席间无拘束地交谈。在汽车里，有时只有一名翻译和警卫陪同，总理常与他们谈观感、拉家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有一次，在非洲一个国家的宾馆里，上菜的服务员好几天没有弄清究竟谁是中国的总理，谁是随行的工作人员，这已被传为佳话。 　　总理对翻译的关怀从政治思想直至生活细节，可谓无微不至。一位翻译婚后数年仍无儿女，总理亲自嘱咐吴阶平大夫为他诊断，经过治疗，他的爱人怀了孕，后来还生了第二胎。总理也关心翻译的入党问题，有的翻译同志因海外关系一直不能入党，经总理过问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总之，给周总理当翻译是莫大的光荣。尽管在他身边工作有时十分劳累和紧张，但总理那种日以继夜、不知疲劳的忘我精神，使我们感到渺小而惭愧，总觉得自己应该再努力一些、再刻苦一点。同时，总理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又使我们永不敢自满，我们意识到任何时候都需要孜孜不倦地去学习，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