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在国际中的地位如何？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那些英文文件是由什么人翻译成中文的？中文作为联合国正式语文之一，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有了一席之地？这3个问题，很少有人能说清楚，更不被大多数人所知晓。作家赵晏彪所著《译道与文化》一书，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入手，回顾了中文在联合国不被重视，到成为联合国工作语言，以及中文在国际地位中一步步提升的光辉历程。

    作为联合国的语言服务商的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73年以“联合国资料小组”这个特殊身份成立，随即投入到了联合国庞大的“积压文件”的翻译工作中，30多年来，他们由单纯的笔译，发展到口笔译兼顾，再到为联合国总部、各地办事处派驻译员，伴随着中文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他们书写下了可歌可泣、艰苦创业的篇章。

    联合国成立之初，中文就是5种正式语文中的一种，那么，中文为什么在联合国不具备应有的地位呢？联合国的文件为什么不被翻译成中文而成为了“积压文件”？故事由此一一展开，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贫穷落后、在国际事务中没有话语权；再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在联合国时期并没有把自己的语言放在一个平等的国际地位上，居然都讲英文，文件也不使用中文，故而造成了这种尴尬局面。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为了提高中文应有的平等地位，常驻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多次呼吁与倡导，1973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通过了第3189号决议——“考虑到五种正式语文中四种均已列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语文，并确认为了提高联合国的工作效能，中文也应具有与其他四种语文同等的地位，决定将中文列为大会工作语文并依此修正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联大同时表示“宜将中文列为安理会的工作语文”。

    中文成为联合国的工作语文，是中国提高中文国际地位所取得的初步胜利，但是任重而道远，提高中文的国际地位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摆在中国人面前的第一项浩大的工程，就是要把联合国的所有的文件翻译成中文。由于联合国自从1945年成立到1971年的几十年间，很多文件都没有翻译成中文，这些文件就成了所谓的“积压文件”，从1973年开始，这些文件一批批地从联合国总部发到北京。当时的“联合国资料小组”带领全国48所设有英语专业的高校，开始了“积压文件”的翻译。同时还有源源不断的“现时文件”需要翻译、印刷，在联合国开会时，将这些文件的中文版本放到桌面上，供工作人员会议使用。时间紧任务重，在国务院的指导下全国总动员，所有英文专家都投入到这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工作之中。历时10年，将联合国38届文件(约8万英文页)全部翻译成了中文。书中详细地描写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派往联合国的译员、审校等工作人员在那里的工作与生活情况。他们不辞劳苦、兢兢业业地工作，遇到偏见与歧视也不气馁，以实际行动感化了上级与同事，为中国人赢得了尊严与荣耀。30多年来，他们一直与联合国的语言同步行走，时时刻刻跟进，为中文地位的提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一般人眼中，翻译工作可能只是一种普通的服务性工作，但是，当一种语言涉及到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时，翻译工作的性质就超越了自身的局限，因为这种语言已经成为一种武器，一只冲锋的号角。从《译道与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专家们，无论是在本单位工作，还是被派往国际机构，他们都是那样一丝不苟，那样诚实守信，遵守国际规则和外事纪律，不愧为中国翻译界的“国家队”，业界的领头羊。作家以饱满的情感和流畅优美的文笔，将中国人服务联合国、参与国际事物的历史画卷，将译者的心路历程和为事业鞠躬尽瘁的执著精神，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描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个精彩的乐章，以客观的视角勾画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代表性的缩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走出去，融入世界交流的大氛围，是中国人的使命，是中国翻译家的使命，更是作家、文化人的使命。”